抗抑郁药吃多了？问题不在药，也不在病人Are too many Americans taking antidepressants?

美国每六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在吃抗抑郁药，它是全美处方量最大的药类之一。新冠疫情后焦虑和抑郁变多了，这类药的处方也随之上涨。于是有人开始问：是不是吃的人太多了？

喊得最响的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·肯尼迪。他 2026 年 5 月发起一项行动，鼓励医生尽量别用抗抑郁药和其他精神类药物来治抑郁。一位干了 35 年的精神科医生认为，这话有几分道理，但真相复杂得多。

轻度抑郁吃药，可能得不偿失

最常见的抗抑郁药叫 SSRIs，第一个是 1987 年获批的百忧解。对中重度抑郁，这类药确实管用；但对轻度抑郁通常没必要，副作用可能大过好处，而且轻度抑郁本来就有很多不吃药的办法。

麻烦在于「抑郁」这个词在日常生活里被用得太宽，从「这周有点丧」到真正的临床病症都叫抑郁。基层诊所常用一份问卷筛查，可要是光靠它下诊断，很容易看走眼：有人只是心情差了两周，分数一高就被开了药。

开药的往往不是精神科医生

2026 年一项分析发现，美国大部分抗抑郁药处方不是精神科医生开的，而是基层医生。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细看病人的心理状况，也缺少谈话治疗这类不吃药的治疗资源。

有行为健康人员和精神科会诊的诊所，效果通常更好，但这种协作模式还很稀少。另一个原因是人性：每天吃一片药，和需要长期坚持、投入精力的活动之间，很多人会选吃药。

问题是系统的，不是某个人的

疫情让远程看病变得容易，也让人绕开了看精神科的羞耻感。2019 年前只有百分之一二的抗抑郁药通过远程医疗开出，到 2022 年已约占三分之一。

所以处方上涨并不奇怪。有些本可以不吃的药被吃了，但也有很多真正需要治疗的人至今得不到治疗。开药多，与其说是医生的习惯或病人的要求，不如说是美国医疗体系的系统性毛病——基层能筛查却接不住，非药物治疗几乎没人支持。

肯尼迪说停药比戒海洛因还难，研究显示这么极端的反应很罕见。长期服药后大脑会建立新的平衡，想停药一般要花几周到几个月慢慢减量；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会有停药反应，其中 3% 比较严重。关键不是能不能停，而是能不能找到懂行的医生商量。